历时一月行程数千公里，中山大学、南方日报社、省扶贫办三方权威发布《广东扶贫“双到”三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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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解决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问题之一。
2007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清远市指导全省扶贫开发工作时提出“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政策（简称扶贫“双到”）。此后我省经过周密调研、试点，从2009年开始，正式开展为期3年的扶贫攻坚战，扶贫“双到”向“穷广东”宣战。
201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确定自2010年起每年6月30日为“广东扶贫济困日”。在第3个广东扶贫济困日到来前夕，南方日报社联合广东省扶贫办、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三方力量历时一月，行程踏遍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数千公里，对广东扶贫“双到”工作进行全景式“扫描调查”，系统总结梳理广东在解决贫困这一世界难题中的一些探索和经验，形成了这份广东扶贫“双到”三年报告。
将“双到”扶贫探索与国际扶贫经验比较，不难发现，“双到”工作探索出的路子不仅在我国是创举，在国际扶贫领域亦颇具新意和富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其明确责任的做法，走出了一条立足国情却具有世界意义的扶贫新路。
在国际流行的扶贫模式当中，参与式扶贫是被提倡最多的。事实也证明，贫困人口参与扶贫项目的决策、执行和评估，有利于发挥项目优势，实现更好的扶贫效果。不过，若不注重基层组织和社会建设，贫困人口合作成本也是很高的。
“双到”工作在夯实基层组织和加强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重点将社会参与纳入了扶贫之中并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贫困人口和社区组织可参与扶贫项目的决策、执行和评估，工作做得细不细，合不合乎实际，干部干得好不好，都要老百姓说了算；另一方面，它又提高了社区的组织化程度，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村“两委”和其他社会组织降低了贫困人口的合作成本，如村“两委”可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社区组织可加固乡村社会关系纽带，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些都是有利于培育和激发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举措。
在国际流行的扶贫模式当中，另一重要特点是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机构参与较多。在政府购买扶贫服务这方面，我国未来的扶贫工作可适当借鉴。
但“双到”工作所探索出的明确责任的路子，却是目前国际扶贫模式中所缺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机构虽具有专业化的特点，其所进行的扶贫工作却也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道义性质，责任并不明确。一旦它们的扶贫工作并未取得预期成效时，缺少相应的问责机制。这与“双到”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能结合二者优点，在政府购买扶贫服务的过程中增加“双到”责任制，势必事半功倍。
“双到”扶贫的探索还证明了扶贫一定要立足国情、省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国际组织参与成员国或他国扶贫，也是国际扶贫中的常见现象，并确实已为世界扶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国际组织扶贫也常会出现“先进”经验“水土不服”的情况。究其缘由，归根结底是它们违背了被帮扶方的国情。殊不知，只有符合国情的才是最“先进”的，贫困地区、贫困户本身是扶贫的主体，而不是施舍的对象。
缓解和消除贫困，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双到”工作不是第一次尝试，解决扶贫难题，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冲刺这个难题，但它为世人呈现了一条立足国情却具有世界意义的新路。随着像“双到”这样有现实意义的扶贫新路子越来越多，相信贫困必将离我们越来越远。
■广东扶贫八大启示
“双到”扶贫责任明一户一法破难题
全省3400余个贫困村，37万户贫困户，159.8万贫困人口的扶贫开发“双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监测调查显示：贫困户收入大幅增加，基本脱贫，村集体经济显著增强，民生基本得到保障，村容村貌明显改善，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群众对“双到”工作普遍感到满意。
落实帮扶责任人，直接挂钩贫困户
直到“双到”工作开展之前，广东省仍有不少贫困“死角”。究其缘由，最重要的是以往的扶贫方式主要以县为平台来组织实施，扶持的对象没有明确到村到户，没有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时间表，更没有明确工作责任、建立工作考核和问责制度。
“双到”工作通过落实帮扶责任人，解决了“谁去扶贫”的问题。全省确定的3400余个贫困村和村内贫困户被分解到省直、中直驻粤单位、企事业单位和珠三角7个经济发达市，以及粤东西北14个市及其所属县（市、区）的机关单位、企业，按照定点、定人、定责帮扶的要求，直接挂钩扶持贫困村、贫困户。同时，“双到”工作通过帮扶单位派出的驻村工作组和村干部一起对全村农户进行全面摸查，核实并公示确认谁是贫困户，并将贫困村、贫困户基本情况录入电脑，建档立卡，实行电脑管理。这样就解决了“扶谁的贫”的问题。
夯实基层组织，扶贫有支点
只有夯实了基层组织，扶贫才能有一个坚实的支点。“双到”工作采取了两条有效措施夯实基层组织基础。
第一，通过入股经济项目帮扶，解决村集体收入的问题。“双到”工作积极筹措资金、盘活资产，帮助村集体入股商业项目，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增收。
第二，通过基层班子建设帮扶，解决村级组织乏力的问题。“双到”工作立足为贫困村留下一支“永不撤走的致富工作队”，与贫困村党组织结成帮扶对子，选派驻村工作组，加强基层党建，提高村“两委”班子带领致富、带头致富的能力。
贫穷各有原因，一户一法最制宜
不同原因造成的贫困，不可能用万能药包治，更非简单的送钱送物可以解决。唯有“双到”工作“一户一法”，因地、因户制宜，方有效破解这一难题。以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帮扶的揭西县良田乡下村为例，驻村干部段志平多次走访全村131个贫困户，发现有五保户、危房户、因病而贫、因学而贫、因无法外出务工而贫甚至因好吃懒做、好赌博而贫等各种情况。
分类扶贫、一户一法得以展开：对五保户、残疾人等老弱病残人员，采取临时性救助措施；协助村干部争取将年人均收入低于1500元的特困户纳入低保；对就医难和就学难的贫困家庭，采取助医、助学的形式扶持；对有危房的贫困家庭，协调村、镇、县有关部门，将其纳入当地危房改造计划；广泛开展农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种养水平；对有一定文化、技能的年轻人，经组织培训后积极推荐外出就业；对需要照顾小孩和老人的贫困户，引进两家小型加工企业，助其就地务工。
“输血”在一时,“造血”能一世
扶贫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这就要求扶贫不仅是“输血”，而且要“造血”。具体而言，如下经验值得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借鉴。
第一，“授人以渔”，在提升贫困户子女素质技能上创新。首先是较好地实现了贫困户的适龄子女普及义务教育，杜绝发生因贫困被迫辍学，考上高中和高等院校的贫困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同时，建立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接收贫困地区初中毕业生就读。
第二，因地制宜，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双到”工作根据挂扶村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因村施策，因户施法，积极培育能使挂扶村、贫困户稳定增收的“造血型”产业扶贫项目，发展有当地特色、有市场前景、有稳定收入、有完整产业链条的主导产业。
第三，通过村集体“造血”，保证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长期“输血”。在相当多的贫困地区，帮扶方通过为村集体兴建有持续利润的投资项目，或者入股水电站、加工厂、小额信贷等手段，保证贫困村在未来的数十年内有稳定的收入，每年达10余万元甚至20余万元。
有钱扶贫不易，科学花钱更难
相较于以往所有的扶贫工作，“双到”工作的资金投入力度都要大得多，资金筹集渠道也较多样。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合起来，全省3407条贫困村，平均每条贫困村投入约187.6万元。
“双到”工作机制中，确定贫困户到责任人，首先要深入调查，其次是科学论证、选准投资项目。二者任缺其一，“双到”的任务就完不成。
再次，要科学地花钱，将钱以最能发挥效益的方式花到最该花的地方，还必须要有完善的督查机制，以杜绝虚设项目、资金被挪用等现象的出现。通过专题汇报制度、领导挂钩联系制度、扶贫考评与干部奖惩和考核任用挂钩制度、建立问责机制、明确帮扶与被帮扶双方工作责任制等机制，“双到”工作做到了花钱依据贫困村、贫困户所需，投资合理化和效用长期化。
重建乡村社会，扶贫心有所归
在贫困地区的乡村社会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率先致富的村民。如今农民的生产经营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先富的村民能否带动贫困户致富，需要有正面鼓励的社会机制。但在当代不少乡村社会中，村庄社会关系纽带松散，成了一个突出问题。
“双到”工作重新激活了村庄集体组织，包括村“两委”，也包括老人协会、血缘和地缘关系组织。如此，也即重建了一部分村庄社会关系纽带。同时，“双到”工作干部在积极争取社会资金扶贫，以及在改善乡村投资环境和鼓励村外出人士回乡投资创业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村庄社会关系纽带。
纵观近3年的“双到”工作，“双到”工作干部鼓励乡贤回乡创业的条件之一，即是优先吸纳贫困户到其经营活动中就业，解决了相当一部分有劳动力但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户的脱贫问题。
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一扶贫模式的好处还不仅仅是让一部分贫困户脱贫，更在于就地就业的村民能兼顾照顾家庭，改善了村内留守儿童、老人无人照顾等社会问题。
城乡统筹协调，扶贫见成效
“双到”扶贫开发工作在本质上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工作的一部分，通过政府主导，将在市场化、工业化条件下的投资、资源要素向城市集聚转向投入到贫困地区。
“双到”工作首先即是区域经济协作帮扶，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与被帮扶地区签订合作协议，出台优惠政策，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带动帮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其次，“双到”工作着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水平。再次，“双到”工作统筹和促进了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尤其把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放在了贫困农村。
最后，“双到”工作建立健全了财政、金融等支农政策体系，完善城乡对口支援机制，真正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新机制。
涉农补贴入散户，贫困户有稳收入
在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完善扶贫机制的过程中，我们或可尝试改革农产品流通环节补贴的补贴方式，不要分散补到农户或者集中补到涉农公司、能人手中，而将其补到散户（贫困户均为散户）均能参与的基层市场建设上，或散户农产品与城市社区对接机制建设上。只要各级政府的涉农补贴不停，经费就可持续。只要散户农产品能参与市场交换，贫困户就能有一定稳定的收入。
“双到”工作的成效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只要责任明晰，扶贫完全是一项可量化考核的社会事业。鉴于现有“双到”工作中的帮扶干部属专门调配，他们本另有本职工作，且并非在所有扶贫项目所涉领域均十分专业，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划拨出一定比例的扶贫资金，用于向社会购买服务。广东省所拥有的社会公益组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通过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可就一部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扶贫工作向社会公益组织购买专项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帮扶干部难以长期跨区域、远距离开展扶贫工作的不足。将部分社会事业职能转为向社会购买服务，既是现代政府转变职能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建设的战略要求。
■访谈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
未来政府可购买“扶贫服务”
昨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见上图，王辉摄）。他说，广东的扶贫工作无论是广度还是力度，皆可谓前所未有。对于下一步扶贫工作，他也提出了建议：在人力投入和项目开展上，可以考虑扩大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范围。
南方日报：经过此次调研，您有何感受？
吴重庆：调研后，对广东的“双到”扶贫模式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广东的扶贫工作无论是广度还是力度，皆可谓前所未有。在此次的全省扶贫大会战中，共有5000多个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以“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双到”形式，对口扶持了3000多条贫困村。各扶贫单位纷纷出钱派人，在对口贫困村立项目促生产，成效可观，其经验亦可圈可点。
南方日报：那对于下一步的工作，您有何建议？
吴重庆：中国的扶贫工作走过数十年的历程，其间，“输血”式扶贫屡受诟病，并由此引发“输血”与“造血”之争。但不管是“输血”还是“造血”，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与直接介入。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推动任何一项涉及面广的社会工作，如果离开了政府，将一事无成。不过“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揽”。“政府主导”应该主要是指由政府制定政策、设立目标、配给资源、组织考核，至于人力投入和项目开展，则可以考虑扩大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范围。
南方日报：为何要特别强调购买社会服务这一点？
吴重庆：时至今日，依然处于贫困状态的贫困户大体上都是一些特定的人群，他们或身残智障，或久病无医，或父母一方英年早逝，总之，其家庭缺乏正常劳动力。他们不仅收入低下，而且有一定的心理创伤。对此，扶贫不仅是资金扶贫，而且需要心理扶贫。欲发动他们就地创业，需要开展大量艰苦细致的、有针对性的、深入人心的、程序化的组织动员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并非一般人可以胜任，其有赖于经过训练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介入。可以考虑以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的社工人才，在各扶贫单位向对口村派出驻村干部的基础上，另行配备一至两名社工。通过社工的专业化工作，重新焕发贫困户的积极心态，激活贫困村的组织资源，即所谓“赋能”。否则，如果光给钱给项目，返贫也将在所难免。据我所知，广州市社科院就专门聘请了两名社工，协助驻村干部在其扶贫点五华县龙村镇登畲村有效开展一系列的组织工作。
南方日报：此次调查集合了三方力量，历时近一个月，行程数千公里。您如何看待这种形式？
吴重庆：通常而言，政府决策有3个信息渠道，层层信息上报、媒体信息及研究机构。此次调研恰好囊括了这3方面的力量。比起以往单纯的学术调查，我认为此次挖到了更生动、更有说服力的事件和线索，同时也能更好地掌握全省面上的情况，有助于弥补单纯属学术调研的不足。对于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而言，这样的形式是第一次，值得提倡。
南方日报记者 徐滔
九大探索
“筑巢引凤”抓机遇企业扶贫不作秀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行一步”，处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领先地位。但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渐渐拉开地区间差距，“富广东”与“穷广东”形成鲜明对比。
几乎在改革开放伊始，广东的主政者们就注意到了这个刺眼的现实，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上世纪80年代起，广东的主政者们就提出并实践了各种扶贫的路径，从治山致富到以工促农，从“两大会战”（村级通机动车、贫困户半亩“保命田”）到“十项民心”工程，无不显示出主政者们对“穷广东”的忧虑与用心。这些扶贫路径，起到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为新时期的扶贫政策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之处。新时期下的“双到”扶贫不是凭空设想的扶贫思路，是以往广东扶贫模式的延伸、反思与创新。
经过调研总结，我们认为“双到”扶贫中出现的9大扶贫创新模式卓有成效，经验值得总结。
1.金融扶贫
●案例：金融扶贫探索的典型代表是郁南县的做法。云浮市郁南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2009年有省核定贫困村23条、贫困户4497户，这些贫困户普遍存在着致富能力弱、创业缺资金的问题，迫切需要金融扶贫。
第一，以帮扶的贫困村为试点。2010年1月，郁南县与对口帮扶单位东莞市石排镇合作，在平台镇大地村率先开展金融扶贫试点，25万元帮扶资金不直接发放给贫困户，而是存入银行作担保基金，金融机构按照基金额度放大3倍向贫困户发放贷款发展生产，帮扶效果显著。第二，设立金融扶贫担保基金。第三，由帮扶干部负责贴息。第四，营造诚信大环境。贫困户向社会承诺，“不赌博、种果不用违禁药、养猪不用瘦肉精”。贫困户切实转变了对金融扶贫存在的“金融救济”误解，自觉履行诚信承诺，按时还本付息。第五，完善贷款风险管理机制。
○纵深：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经济难免萎靡，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必将遇到困难。金融扶贫带来的不仅仅是信贷产品的创新，更是一种理念、思维和制度的创新，广大贫困户同样拥有平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双到”工作不是简单给点钱物，关键要找到帮助农民走上脱贫致富的路子。金融扶贫借助金融和社会的力量，没有花费政府财政一分钱，为贫困户融入市场建立辅导机制，改变农民“等靠要”的落后观念，激发了贫困户勤劳致富的强烈愿望，更增强了贫困户勤劳致富的能力，也实现了贫困户有尊严致富。
2.农业产业化扶贫
●案例：以梅州市平远县为例，当地借助较丰富的水田山地优势及农业生产传统，以四大农业龙头企业为依托，进一步强化当地慈橙、南药、油茶、优质稻四大农业产业。例如，农业龙头企业金穗农业生态有限公司与农户的优质水稻生产及杂交水稻制种对接，为贫困户提供种子、技术及销售支持，在市价不佳时公司提供“保底”收购政策，打消农户的后顾之忧。南台药业半年生或一年生等周期短的药材通常与农户对接，公司提供种子、技术及销售渠道，同样提供保底收购政策，受到农户的欢迎。这种“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让农户无后顾之忧地发展或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稳步提高村民收入。
帮扶单位还把紫金龙窝镇琴口村的资源与高校科研优势结合起来，组织专家对土壤、风向、湿度、水源、日照和大气的洁净度等各项环境指标进行科学测量，以“学校+基地+农户+引公司”的独特产业化扶贫道路，建立灵芝和花卉生产基地。灵芝花卉基地已跟公司签订合同承包给公司经营，每年村里获得30万元租金收入。
○纵深：农业产业化的目的在于将传统的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分散销售的方式转变为适合现代市场发展的集中的标准化生产经营及统一的市场销售渠道。从广东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诸多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种扶贫模式的基本思路：依照本地本村的地理、劳动力、传统农业等特点，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业带头人等，打破传统上分散经营的模式，进行科学化标准化的种养生产，并联合起来进行市场销售，提高农户议价能力并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广东农业扶贫探索出“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生产经营”、“集中规划，分散管理”等独具特色的具体模式。
3.工农相辅扶贫
●案例：揭阳普宁市高埔镇龙堀村，许多农户家里都摆放着一台纺织机或缝纫机。农闲的时候，在家里开动小型的自动或半自动羊毛纺织机或缝纫机，为附近大型公司企业进行来料加工，产品包括羊毛纺织品半成品、内衣、沙滩裤、衬衣等，每台机器每月可为农户带来1500元左右的额外收入。
2011年，在帮扶单位的帮扶下，该村采购30台半自动羊毛纺织机分配给60户贫困户，两户一台，依托本地流沙时装商贸市场及百德针织有限公司，进行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用，每台机器每月为家庭创收1500元。龙堀村尚有小规模集中生产的作坊15家左右，设备少则四五台，多则十四五台，主要设备为全/半自动羊毛纺织机或缝纫机。其中全自动羊毛纺织机每台工作一天的纯收入为40-50元。
○纵深：工业不一定要有厂房和大烟囱，工业可以与农业和平共处，工业可以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村民一方面进行着传统的农业生产，一方面又把工业搬到了自己家里，家家户户搞起了工业。这种把工业引进农户的扶贫模式，依托的是广东作为工业大省的优势，依靠的是农村中丰富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离不开他们的农业，离不开他们的家庭，可是在闲散时，他们却又是一笔可观的劳动力资源。
显然，工农相辅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具有广东特色的扶贫模式，借助广东作为工业强省的优势，把工业引进农村，引进家庭，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民不出家门就可进行工业生产，增加收入，实现致富。同时，这种工农相辅的扶贫模式，也是探索城乡互动和城乡一体化的有益尝试。
4.劳动力转移扶贫
●案例：梅州平远县石正镇先锋村在帮扶单位的帮助下，建成两大厂房，先后吸引一家电子厂和一家纸箱厂入驻。目前，该电子厂已解决附近村庄近百人就业问题。笔者看到，电子厂的工作只是把电子元器件码齐装箱，劳动强度很低。与位于深圳的总厂相比，建在先锋村的分厂采用8小时工作制，不加班，村民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符合村民的利益诉求。纸箱厂将于2012年7月入驻，预计可解决150-200人的就业问题。
此外，为了适应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带来的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贫困地区还积极探索新路子提高村民技术能力，为珠三角地区输送合格的技术人才。珠海对口帮扶揭阳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劳动力转移的新方法新思路，建立珠海（揭阳）扶贫开发劳动力培训基地，发动珠海100家企业参与贫困村劳动力就业帮扶培训工作。此外，珠海还每年免费安排100名符合条件的特困家庭青年入读珠海技校，提高其劳动技术水平，适应珠三角产业升级带来的技术人才需求。
○纵深：在珠三角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逐渐显露出发展颓势。而在广东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若能积极引进珠三角生存面临困难的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农村，不但可提高农村劳动力利用率，提高农户收入，还可救活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谓双赢。
在广东省的扶贫实践中，许多贫困农村地区已抓住珠三角“腾笼换鸟”的时机，在农村地区“筑巢引凤”，修建厂房，提供基础设施，吸引珠三角企业入驻，解决本村劳动力富余问题的同时，也救活了企业。另一方面，提高贫困农村地区的技术水平，配合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积极为珠三角地区输送合格的技术人才。“一进一出”（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输出合格技术人才）走出了广东特色的扶贫之路，也积极践行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理念。
5.生态移民安置扶贫
●案例：以清远连南为例，在实践中摸索并总结出三类以经济发展路径为衡量标准的搬迁类型，即经营性（创业型）搬迁、保障性搬迁、就近就地搬迁。如何提高搬到居民楼的村民经济收入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连南在省市的主体功能区划中的定位是生态发展的核心区，这就注定连南经济发展的重点不是工业。连南重新打起了生态的主意，首先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并充分利用其传统的瑶族文化资源，对其进行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旅游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村民从山里一下子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必然有许多不适应。连南采用“结对子”的方式，将移民户分别与有关部门干部进行结对联系，指导和帮助移民群众解决就业、就学、参加社会保障及日常生活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纵深：广东的贫困地区，特别是粤北部分山区处于生态敏感或脆弱地带，其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促使人们在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中过分攫取，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的毁灭性破坏又进一步制约村民的经济发展，如此不可避免地造成恶性循环，村民的生活水平越发下降。为了让村民摆脱一直以来的贫穷生活，同时也为了保护这些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广东提出了生态移民安置政策，并据此展开“一条龙”服务，从移民、安置、生活、发展的各个环节入手，环环相扣，确保安置的村民安居乐业。
6.企业力量扶贫
●案例：“甩手走人”的扶贫完全是一场奢侈的作秀，把钱留下后不闻不问，导致“越扶越贫”的沉痛后果。碧桂园全身心地参与到清远市英德西牛镇树山村的扶贫中，探索出一条企业扶贫的新路子。公司不但资金及时到位（5000万元），而且一口气派了6个公司干部长期驻村扶贫，成立碧桂园树山村绿色产业扶贫项目部。造价10余万元的新居，省市配套支持1.5万，碧桂园投入5万，农户自筹3.5万。2011年6月16日，农户入住第一批建成的新居。
树山村在企业的帮助下，引进苗木种植产业。公司建立了一个占地24亩的苗木种植示范基地，现场指导村民如何种植、田间管理等。企业还为每户参与种植的农户垫付90%的购苗成本，增强村民种植苗木的积极性。苗木长到合适规格后，由公司统一回收，运送到公司的相关楼盘。零风险的绿色产业燃起了树山村村民的种植热情。据统计，每亩苗木可为村民带来约1万元的纯收入。
○纵深：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也是社会的受益者，有责任从事公益活动，而贫困地区的扶贫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不同于以往“甩钱走人”的企业扶贫模式，广东省本土企业的扶贫探索开创了企业扶贫的新模式，值得借鉴。具体扶贫经验的背后，是更为深刻的含义和启发：企业扶贫的关键在于“用心”，用心理解和体会村民的内心及需求，用心把企业的优势与村民的需求有效结合，用心脚踏实地地为村民服务。这也是广东“双到”扶贫中，“双到”的深刻意蕴。
7.民间组织参与扶贫
●案例：英德西牛镇树山村第一批整村推进工作中的阻力非常大，村民完全不理解不支持。万般无奈下，西牛镇政府特意联系远在顺德的罗屋村民罗叔。罗叔在罗屋威信较高，村民多愿意听他的意见。罗叔回来后，选举成立“理事会”，就拆建补偿、建房细节、资金筹集、政策解释、村民纠纷等环节进行民主协商。罗屋整村推进工程才得以顺利进行。西牛镇政府由此总结出经验，以后凡纳入整村推进的村子，均首先带领村民选取产生理事会，由理事会代表村民对推进计划中的各个细节进行细致、公开、民主的协商与探讨。
普宁高埔镇龙堀村的百德针织有限公司，其老板即为龙堀村民，该厂一方面支持村民进厂就业，另一方面为村民提供来料加工的家庭作坊生意，带动村民致富。此外，通过“筑巢引凤”方式吸引珠三角企业落户农村也多利用本村在外乡贤的关系网络。可以说，乡贤在广东扶贫开发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纵深：通过传统的华南宗族组织及观念而建构起的“理事会”制度及乡贤网络，在广东扶贫中功不可没，可以说是广东扶贫模式中的独特探索。这也启发我们，扶贫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地与地方传统实践相结合，必须依照地方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扶贫策略，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广东省提出“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意蕴所在。
8.保障性扶贫
●案例：三年前，南方日报记者在做“穷广东”系列报道时，曾驻扎梅州市大埔县清溪镇溪口村一周。那年，丁瑞辉41岁，为了给患癌症的妻子治病，老丁欠下几万元债务，但妻子还是病逝。父母年迈多病，还有三个读书的孩子，家里却只有一亩多地……生活的重压重重地压在老丁身上，难以翻身。三年后，老丁慢慢“翻身”：父母购买了养老保险，每个月还有低保，一个月领到600元左右；老丁一家住上改造的新房；债务只剩下岳父的了；村里人丢荒的地，他拿过来种，家里种了几十棵蜜柚……
通过一系列保障措施，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高。目前，溪口镇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共有6230人，达60周岁领取养老金的2215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共401户976人；贫困户410户1572人全部加入新农合，实现“应保尽保”。
○纵深：在蕉岭推进全民医保、大埔推进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同时，湛江等地也积极探索医保改革的新模式，这些保障政策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结合，在现有的条件和水平下，不仅最大限度地惠及百姓，也激活了基层医疗资源。对于因病致贫、丧失劳动力的贫困家庭来说，通过扶贫“双到”的努力，让他们的家庭从“没有希望”到“过得日子”，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尽管目前的保障仍处在“广覆盖、低水平”阶段，但是正在逐年完善的保障政策，让百姓看到了希望。
9.整村推进扶贫
●案例：英德西牛镇的罗屋是树山的一个自然村，两年前的罗屋处处是坍塌的泥瓦房，污水横流，人畜杂处。驻村干部孙科当时暗自发誓，要让村民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让他们的脸上重新挂满笑容与自信。整村推进后的罗屋新村，俨然一片别墅群，户户门前有绿地，家家屋内引进了自来水、电线、有线电视接口和互联网，村民完全可以拎包入住。拆建时用拆除下的泥砖在村落附近建成了临时性住房，现在这些临时性住房成为杂物堆放处和牲畜养殖点，由此实现了人畜分离。
整村推进并非个案。广州市天河区纪委在扶贫“双到”工作中，投入大量资金，帮扶贫困村平远县长田镇长安村修旧房、建新居，以及实施“油茶、水稻、名木、金银花”四大产业发展，使长安村村容村貌实现了华丽转身，34户贫困户全部稳定脱贫。
○纵深：整村推进不仅仅解决了村民切实的生活难题，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精神文化意义，它影响着村民对生活的看法、对周遭社会的态度、对未来的信心。这也是对“幸福广东”的一种重要的解读方式。通过安居工程进行扶贫，无法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看上去不是“长效机制”，但在笔者看来，却是最好的“长效机制”——让村民安了新家，也就安了心，对生活有了期望，对未来有了信心——这是心理上的“长效机制”。
●策划统筹：张东明 梁庆寅 莫定伟 胡键 李冠强 执行统筹：麻国庆 梅志清 廖纪坤 胡念飞 韦浩
执笔人：吴重庆 徐滔
谭同学 何海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