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去年初公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显示，广东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成为名副其实“富可敌国”的省份。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认为“中国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他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就在汪洋直陈广东痛处的同时，在南粤大地上，一场关于“富广东，穷广东”的思想论争也一直在发酵。
穷广东究竟有多穷？
“三连一阳”穷广东
据广东省官方统计，2009年广东省农村年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316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6.14%，高于全国4.6%的贫困发生率，至今还有50多万户贫困户家庭居住在危房、土坯房、茅草房当中。粤东、粤北、粤西的一些地区，农业人口的贫困比例高达41.2%，而珠江三角洲虽只占了该省30%的土地面积、50%的人口，但经济总量和财政总量却分别占到了该省的80%和70%。数据显示广东省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贫富差距很大。
山山相拥、峰峰相叠。落脚山脉间的村庄与沉睡的山脉相依相伴，千年不惊，村民们祖祖辈辈只能守望着大山和贫困，一年一年、一代一代。
连山、连州、连南、阳山，“三连一阳”粗勒勾画出作为广东最穷地段的粤东西北的大致“骨架”。
“由于地理区位、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有众多人口处在极端贫困状态。” 广东省扶贫办主任林果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而在这一贫困带中尤以连南最为典型。
“三连一阳”之连南瑶族自治县，位于粤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全县总面积1306.7平方公里，总人口17万，其中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3%，它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排瑶聚居地，更是广东省16个重点扶贫开发县之一。
“外面人根本无法想象我们贫困到什么程度。我县仍有29个省级贫困村年集体经济收入未达到3万元，2010年连南县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下贫困人口仍然有6810户。”连南县委书记崔建军感慨地说。
连南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加上受历史、区位、交通等因素制约，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仍较落后，因而集“老、少、边、山、穷”于一身，民众生产生活条件仍较艰苦。
“我一生有过两次大的伤感，让我流泪。第一次是小时候看《卖花姑娘》。第二次就是在百斤洞村搞完调研以后。”广东省检察院鲁礼树副调研员说起扶贫的百斤洞村，颇为感慨，“百斤洞村纯属瑶族，海拔600多米、喀斯特地形地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整个村沿山腰居住。平常只有下雨才能有水，全村没有一个水塘，非常缺水。”
百斤洞村给鲁礼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两个贫穷故事。
有一个73岁的老太太，大儿子半瘫痪，小儿子间歇性癫痫（羊痫疯）。家里所有财产不到500块钱。有一个失学儿童，因为家里没有钱不能读书。“我到他家的时候，小孩躺在床上。我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说我家里穷，读不起书。我说现在不是九年义务教育吗？他说我从家里到学校要走两个半小时的路，中午到学校吃饭，他家交不起吃饭的钱。我说你去读书吧，我给你钱。你不读书也不能光躺着，可以出去干活儿啊。他说他没有衣服穿。”
“还有一家有个12岁的小孩，爸爸妈妈长期在外面打山工，即给别人砍柴、砍竹子。这个孩子有三个弟弟妹妹。他们是排瑶。百斤洞村的排瑶家里100%没有锅灶，他们从房顶上用一根铁线吊一口锅靠近地面，再垫两块砖，下面烧柴煮饭。当时他家里有一锅稀饭，我问他，你爸爸妈妈呢。他说外出打山工了。我说你们四兄妹能吃完这一锅稀饭吗？他说吃不完，这锅稀饭要吃三天多，我每星期要煮两锅稀饭。我说你只吃稀饭能吃饱吗？他说吃不饱。我说为什么不煮点干饭，他说没有米。我问他想吃吗，他说想吃。我问他谁照顾弟弟妹妹，他说我来照顾。他说他从9岁就开始自己一个人照顾三个弟弟妹妹了。我们去的时候，他在写作业。他的爸爸妈妈过节才回家，一年大概回来三四次。我说，你用什么菜送稀饭？他说用我妈为我们准备的咸萝卜干。我说为什么不吃菜？回答是：第一，没时间种菜；第二，不会做菜；第三，没钱买菜。”
三排村的老排村庄三三两两地坐落在半山腰上，这里几乎全部是低矮的土墙房，墙体斑驳、檐瓦凌乱、裂缝横生。在一栋一半倾斜、屋顶塌陷，一阵风一场雨似乎就能将其摧倒的房屋前，记者惊心不已：“这里还能住人吗？”
“还住着一个五保户呢。”陪同人员的回答令众人心情异常沉重。
在一栋土墙屋间，一个瑶族阿婆站在门口，透过她佝偻的背影看去，堂屋内黑漆漆、乱糟糟，灶膛、桌椅、柜子、柴火拥挤杂乱，简直找不出一个落脚的地方。旁边有个更窄的房间，门只能半开着，门后堆满了沙子、水泥、麻袋等，麻袋后沿墙辟出一条巷，巷后摆了一张小木板，这就是阿婆的床，而棉被早已破旧不堪。
这是一座约40平方米的土墙房，简单地分成两三间小屋，“就这么一点点宽，住了9个人呢。”有人告诉记者。而旁边，是已经倒塌了的两三间土屋的废墟。
“这里真的很贫困，房子都要倒了，还住着人，甚至有些还是一座房住几户人家。我们做过统计，三排总共599户人家，但像这样的土屋危房就有360多户！” 崔建军说。
更为窘迫的是村民用水。除了村外山顶的一个小井，村民生活用水主要取自于路边一口长满了水芙蓉的池塘，池水浑浊、肮脏，可这样的死水却是村民们洗澡，甚至洗菜、饮用的水源。
穷苦的生活让村民过早地显出了老态。他们穿着破旧、身材瘦小、头发蓬乱，面目黯黑。沈三一五是三排老排村的生产队长，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蚕房忙碌，满面飞尘，衣服脏旧，毛衣上甚至破洞密布。而村民房买改爱年纪才30多岁，看上去却像个四五十岁的人了。
在连水村，贫穷的影子也依然清晰可见：不少土墙房或木板房，檐墙破败，房屋逼仄、杂乱、阴暗，房主也是一脸沧桑、憔悴，衣服陈旧。连水村是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地处粤北山区，是一个集“老、少、山、边、穷”于一身的石灰岩贫困山区瑶族村，属于全省3409个省级贫困村之一。连水村老支书介绍：“连水连水期盼年年有水，连水村最缺的就是水，望天收，水稻只能种一造，如果没有水一造也种不成，只能改种番薯和玉米了。”
沿河而建的必坑村，一条马路从村中蜿蜒穿过。从马路上望去，两边的房子尤其引人注目。这是一户村民的房子：悬建在马路下的河道边，全部用木板钉就，屋顶是树皮、茅草、檐瓦等。五六十平方米的面积用木板分隔成了三四间小房子，地上凸凹不平、土坑遍布。
“我们住了几十年，想修新的，可惜没钱。”房主告诉我们。
深山中的大古坳村位于连南县大坪镇西部，总人口1397人426户。自2007年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调研连南，来到这里之后，这个海拔800多米高寒山区的瑶族小山寨就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大古坳村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这里，沿着山坡，土墙房与木板房一座挨着一座，不少房子不是檐瓦落陷，就是一边倒塌，而另一边却还住着人，下雨天，雨水都能将屋子滴出一个个大坑来。还有不少木板房地基就打在岩石上，常年的风吹雨打，房子倾斜将倒未倒，让人着实担惊受怕。
而村民家里，多数人家地方狭窄，黑乎乎油腻腻，杂物堆积。村里的道路多是一些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凹凸不平，污水在石缝横流，稍不留心你就可能被绊倒或滑倒，跌到路下的坑道去……村民们吃得也非常简单，“特别是一些老人，都没吃过什么肉的，他们常年不下山，就是以玉米、番薯等为食”。
此外，连南各村的田地里多是山石，土地贫瘠、农作物稀少等，也是连南贫困现象的主要表现。
而我们还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天黑了，在崎岖的山道上，依然陆陆续续有年老的瑶族阿婆，或者年少的瑶族孩子，艰难地挑着担子，或者背着柴火，往回家的方向一步步行去，甚至马路边，车灯打去，还有他们佝偻的身影，在灰暗中踽动。
扶贫工作队来了
大龙村距连南县城32公里，有252户1119人，8个村民小组，瑶族占55%，汉族占45%，共有贫困户56户。
去年，扶贫工作队来到了大龙村，伴随而来的是村容村貌的焕然一新。
在大龙村，扶贫工作队出资安装了6个路灯，并建立了垃圾场，请清洁人员打扫、填埋。“对村民身体健康有极大好处，精神面貌也大大改观。” 扶贫工作队队员说。
帮扶中，扶贫对的帮扶都是因村而异，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策略。
对危房户进行危房改造，大龙村有8户危房户，扶贫单位拿出20万元，每户给予2.5万元资助。该村，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多处新房建设正如火如荼。
而必坑村，工作队则投入11.5万元扶持该村建设养猪示范场。“集中在一块进行规模养殖，现在共有70头猪，带动了7个贫困户。”必坑村村委会主任房瑶任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工作队还帮助联系市场包销，贫困户养猪不愁没销路了。”
62岁的李瑶堆沙一，看着圈里抢食的一群条子猪，笑得合不拢嘴。他告诉记者，之前在家里没事做，偶然搞点木头，基本赚不到什么钱，与老伴两人年收入也仅2400元左右，扶贫工作队来了之后，组织他们规模养猪，免费提供猪崽，他养了5头，现在已经3个月了，4个月可出栏，成猪工作队包销，9.3元一斤，算起来最后每头可赚800元，5头猪可收入4000元，现在他一人4个月的收入就差不多是原来的两倍。
李比公是必坑村的贫困党员。早些年他就开始贷款养猪，自家也建了多间猪圈，饲养母猪及大小猪，只是缺乏技术和资金，一度发生病猪死猪现象，损失不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向银行和信用社贷的4万多块钱都还没还，以前也基本没什么收入，刚够吃饭吧。”李比公的家悬靠在马路下的河边，是一座简陋的木板钉就的房子，看上去显得异常孤寒窘困。为扩大其养殖规模，工作队也向其资助3000元，用于新建猪圈，并组织畜牧技术人员为他们授课。
该村村委会主任房瑶任二介绍说，养牛是村里的另一个重头项目，必坑村大象草丰富，工作队以此大力帮助该村招商引资200万元，扶持有发展意愿和能力的59户贫困户发展养牛项目。“全村都十分看好，第一期将发展150头，目前示范养牛场建设即将竣工。”
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张宏开副处长带领的工作组也来到了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的连水村。通过调研，工作组发现连水村致贫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自然和生产环境比较恶劣。连水村既缺水，也缺可耕作土地，地处属石灰岩地质，土地贫瘠。二是因病致贫现象突出。三是贫困户长期习惯于政府和民间的资金扶持，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等、靠、要”的消极思想，安于现状。
张宏开感叹说：“这就导致村里有的贫困户家徒四壁，三块石头当厨房，一条竹杠当衣箱，一贫如洗，全家家当不到2000元。这些贫困户衣衫褴褛，连油盐都买不起，更谈不上温饱。”
广东省检察院对口帮扶三排镇百斤洞村。派驻扶贫工作队来到该村之后，省检察院党组确立了扶贫开发实行“院投、院建、院帮、干警扶”的方法，在抓好村“两委”班子建设的同时，想方设法投资268万元，使村集体经济和帮扶对象脱贫、村容村貌和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贫困户的医疗和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三排村村民沈三一五在蚕房快乐喂蚕
扶贫开发项目来了
扶贫工作队来了，也带来了扶贫项目。
在必坑村，一个更大的扶贫开发项目在酝酿中，这便是入股水电站。
必坑村境内坐落着不少小水电站，但是与这个村集体却没有什么干系。扶贫工作队看到商机，投入15万元以必坑村名义入股效益较好的横径电站，从2011年起这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将每年新增2.25万元，“贫困村”的帽子将随之摘掉。
这一项目也在大龙村的计划中。“根据大龙的水利条件和地理地势，我们打算在那里投资176万元建一个水电站，明年建成后估计每年盈利20万元，全部作为大龙村集体经济收入。”广东省政法委扶贫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项目搞起来，对村里的改观将是巨大的，集体经济会随之大大增强，我们就可以提取扶助五保户，规划使用帮助贫困户发展项目等。”
扶贫工作队还投资10多万，帮助大龙村开辟60多亩油茶基地，作为对贫困户产业扶贫的内容之一。为促进大龙村农田增收，扶贫队还正对大龙村的中低产田进行改造，修建水渠等。“他们已拨付30万元到县财政。现在每个群众大概两三分田，中低产田改造之后，将惠及300多亩水田，产量将差不多增加一倍，这一项增收就将使一些贫困户很快摆脱贫困。” 大龙村村委书记唐华强说。
在大龙村，扶贫单位还有着更大的雄心，准备投资30万元建水厂，在解决10个贫困户劳力的同时，村集体经济每年也会有3万元入账。
“原来不少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严重，这也是贫穷的原因之一。扶贫队驻村以来，多次跟村民、村干部沟通，厘清他们的思想，现在，大多数村民思想都转变了，搞项目的积极性非常高，从‘你要扶，你给钱’到主动寻求‘我要富，我要搞项目’，都有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言谈之间，大龙村村委书记唐华强对此非常欣慰。
“我们2010年是春风得意，各扶贫发展项目实施，我村贫困群众家庭收入即将得到较大幅度的增加，预计年底将有60%的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必坑村村委会主任房瑶任二高兴地说。
让房瑶任二更高兴的是，“下一步，他们还将大力改善村里的生产交通条件，扩大山鸡养殖项目，继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等，计划开通和维修相关林道，将现有的山鸡养殖从300只扩大到1500只，带动12户贫困户发展，继续筹资增加入股电站资金”。
在连水村，驻村工作组根据这个村的特点，定出重点发展“一村两品”：蚕桑和油茶。驻点组向村民算了这样一笔账：一户人家如果有一间40平方米的蚕房，种4亩桑园，一年就可以收入8500元以上。鉴于贫困户财力不足，广东省民族宗教委联系光孝寺等单位，投资125万多元，兴建了两个优质蚕桑基地示范点，其中包括可供58户贫困户使用的3600平方米蚕房；同时，与丝绸公司联系，建立了“公司—农户—基地”模式，签订“保底8元，高不封顶”的购销合同，使农户养蚕没有后顾之忧。连南蚕桑公司还支持5万多元，购买化肥发给种桑养蚕专业户。
种桑养蚕已成为连水村的龙头经济，200多户人家养蚕，面积占全镇种桑养蚕面积的30%，仅此一项，养蚕户户均增收过万元。
连水村集体经济年纯收入2010年底预计会达20万元，比2008年增加了15万元，增长300%；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3500元，比2008年增加721元，增长25.9%；76户贫困户实现了稳定脱贫。
扶贫重点就是要找项目，这也是广东省检察院上下的一致想法。为此，广东省检察院不但自己投资直接兴建项目，还积极“走关系”请求别的单位“帮忙”。
广东省检察院与华南农业大学联系，引进了南方高产大豆到百斤洞村，投资2.5万元购买种子、化肥、农药，为村贫困户种植了246亩高产大豆，并在村里建立了“农业部行业科技项目示范基地、农业部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南方大豆示范基地、华南农业大学名优特农作物新品种展示基地”；一方面协调连南、清远、广东省交通部门，一方面自筹措资金15万元，争取了交通厅支持70万元，共投资85万元，正积极进行村道硬底化改造任务；协调广东电网清远连南供电局，请他们给予支持，立项完成村农网改造、村民用电线路改造及部分新迁居村民的用电问题；通邮、通讯、通电视广播工作，也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协调相关部门正逐一立项予以解决，今年，村民们一定会用电极为方便，而且邮不出村，通讯畅通，电视广播清晰；协调连南县水利局向清远市水利局报告，对百斤洞村民饮用水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争取省水利厅立项，拟投资285万元，解决全村农户安全饮用水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田灌溉等问题。
此外，还投入资金20万元入股连南县水电站分红，作为百斤洞村集体经济收入，使村集体经济收入在原2.6万元基础上提高到5万元而先期脱贫；投入20万元作为村经济发展基金。村民有发展经济意向，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审定后，可免息借给村民，作为发展经济的启动或持续发展资金。
致富的幸福和希望
“双到”扶贫真的给村民带来了好处？
三排村老排生产队队长沈三一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之前生活非常苦，人均年收入大概就1000元多一点，因为家里穷，一个孩子已经辍学回家帮着干活了，自从扶贫工作队来了后，引导我种了10亩桑树养蚕，一个月可出两批蚕茧，每个月可赚2000多块，蚕能养七八个月，因此养蚕一年就至少能赚10000多块钱。”
沈三一五说，他还养了12头猪，才3个月，大的估计有120多斤了，每头猪赚800元，一年也能赚差不多10000块钱，“感谢扶贫工作队，我们现在一年收入是以往几年的好多倍，一开始大家还不太欢迎呢，现在好了……”
沈瑶六贵尔是三排村八队村民，她也在蚕桑基地分得了5亩桑园。记者来到蚕桑基地的时候，她正与老伴忙着撒桑叶喂蚕。
“我种了10亩桑树养蚕，才两个月已经出了4批蚕茧，第一批赚了600元，第二批赚了900元，第三批和第四批赚了1600多元。”沈瑶六贵尔告诉记者，两个月时间里仅种桑养蚕她收入就达到了4800多元，同时，她家里还养了猪，种了芋头，到时收入也不少，而过去“一年能赚1000元那就很好了”。
房买改爱也是三排村的贫困户。当日，记者正准备从采访的桑蚕基地离开时，他与另一个村民盘亚三科来到了蚕房。他介绍说，他现在主要是养桑、养猪，从2010年3月开始，他们一家种了40亩桑园，现在赚了5万多了，如果把猪也算进去，他养了12头猪，也能赚10000多块钱，那么2010年大概能收入六七万元。而2011年，猪的产量会更高，“原来没有水，现在扶贫队还给我们搞了一条水管……”
与他同来的盘亚三科刚卖了一批蚕茧，又急忙回来侍弄自己的蚕宝了。他向记者展示他的收据，数目是5337.90元！
李比公是必坑村贫困党员。李比公告诉记者，去年，省高院双到扶贫工作组资助他3000元新建猪圈扩大养殖规模，并请来畜牧技术人员给养殖户授课。“现在收入好了，不过才开始，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李比公的儿子李比公一，在工作队的扶持下，建了一个山鸡场，第一批就养了300多只，已经基本卖了，“养3个月就能上市，大的卖80元一只，小的50元一只，这样算来收入就有1万多块钱”。
去年来，在大古坳村，相关帮扶单位帮助该村示范新村建设。“按照设计方案，这些房子非常漂亮，像花园一样，每户贫困户只要出3万元，就能住上一层半的小洋楼”。
大古坳村党支部书记邓五介晚介绍说，“多数符合条件的人家都报名了。”
余国为是大龙村的汉族危房户。他原来住的房子是土墙房，外墙在雨水的冲刷下，已经开始脱落。扶贫工作队给他们危房户每家2.5万元，让他们重新修房。
王自芬，汉族，也是大龙村的危房户。前几年，他在一次车祸中伤到了脑部，从此就落下了半身不遂。去年，扶贫工作队进村之后，资助他8头猪苗饲养，“每头猪估计利润有400元，8头就3200元。”今年，他计划将养猪规模扩大到20头。
广东省高院大力帮扶必坑村贫困户发展养殖业
从“脑袋穷”到“脑袋富”
然而，扶贫队刚到农村时，“双到”工作开展得并非一帆风顺。
王清明是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驻三排村扶贫工作组成员。他是2010年3月份来到三排村的。他就有这种深度感触。
“我们到了村里面，才发现以前太理想主义，现实与我们想的不一样。这里的人思想观念跟不上，我们就开玩笑说，把扶贫看成演一台戏，我们又要当导演，又要当演员，又要当观众，村民好像看戏一样看我们。我们是手把手地教他们，让他们成为能够演戏的演员，走上舞台，融到我们扶贫工作中来，扶贫才算成功。”王清明说。
王清明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给村里装水管，装的塑料管，既便宜又耐用。村里人就是不干，一定要装铁管。最后工作做不通，我们就这样，以前的水管给你们修好，另外再装一条PVC管。你们觉得哪个好用，就用哪个，他们还是不同意。结果用了几个月，他们观念转变了，还是塑料管比铁管好，因为铁管生锈以后，水压不高，水流小。”
“这就是‘脑袋穷’。没文化的人你跟他们讲半天他们也不清楚，有文化一点就通。村里有一个广西移民，脑袋比较好用，我们就把他选为队长，让他把心放在工作队，结果工作就容易推进多了。”
王清明认为，改变思想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通过教育扶贫。“扶贫就是‘富脑袋’。教育是最根本的事。小孩一读书，就会告诉父母读书有用，告诉父母应该怎么做。我们资助村书记的小孩到广州读技校，小孩出去之后，观念马上转变，他父母观念也有改变。”
可是，让王清明感到痛心的是，“好老师都调走了，剩下的一些老师教不好孩子”。“我们希望把老师待遇提高一些，把学校条件改变一下，特别是小学。小学教育我们是帮不了的，我们只是说，你哪个孩子考上大学，我给你钱。”
事实上，教育是各帮扶单位一致关注的重点。必坑村工作队就投入了6万元，捐赠电脑11台，开展扶贫助学活动，改善必坑村的办学环境。
王清明认为，扶贫双到工作两年、三年问题不大。难就难在扶贫工作组走了之后，他们会不会返贫。“走了以后他们要继续发展下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帮他们种桑、养牛、养猪，我们走了他们还是可以继续搞，自己有了成本可以再投资。”
回顾近一年的工作，王清明说，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到连南扶贫开发，最光荣；能让贫困户脱贫，最开心；不扎实飘浮待事，最不该；贫穷不知勤致富，最伤心。”
广东省检察院的观念帮扶也具有典型性。
在帮扶过程中，该院确立了“助勤不助懒，帮穷不帮懒”的原则，强调一定要解决“等、靠、要”的懒惰意识，树立双手致富的思想。为此，在与帮扶户座谈交流时，该院扶贫队员首先鼓励贫困户树立信心，要求贫困户用双手去脱贫、去致富、去创造美好家园；其次是希望贫困户积极配合帮扶，选准帮扶项目，共同努力，早日脱贫。
教育改变观念保障长远。广东省检察院十分重视采取各种措施推进该村教育培训发展。该院为村小学捐献了一批图书、文具和文体器材，同时捐款24.6万元作为该村扶贫助学基金。百斤洞村有5名儿童因各种原因辍学，该院驻村工作组了解后，一面做辍学儿童重返校园的思想工作，一面与学校联系，使5名辍学儿童全部重新背上书包，走向了课堂。对村民种植、养殖项目，外请专家、技术员讲课，进行手把手的指导。
佛山顺德区纪委书记潘东生看望大古坳村贫困户
新时期扶贫的广东模式
2009年初，面对愈发加剧的贫富差距，广东提出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也就是把资源配置到户，把责任明确到人。
通过建立扶贫工作的“问责机制”，希望能够改变扶贫工作仅限于“走过场”的境地。这项被称为“双到”的扶贫工作正在广东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大规模推进。
在此次广东省“双到”工作中，广东省委省政府已经动员省直、中直驻粤单位、企事业单位和珠三角7个经济发达市，以及粤东西北14个市及其所属县（市、区）的机关单位、企业，直接参与挂钩扶持贫困村、贫困户，围绕3409个贫困村和村内贫困户进行定点、定人、定责帮扶。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在连南县，全县9916户贫困户、38个贫困村和31个非贫困村被分解，分别安排给15个省直单位、佛山顺德区、12个市直单位和94个县直单位结对帮扶。
“2010年底我们要实现60%的贫困户脱贫！”在穷困的连南，喊出这样的目标，看似痴人说梦。但按目前必坑村“双到”扶贫开发的现状看来，则完全有可能。
广东省检查院“双到”扶贫百斤洞村，到目前，各支部已经投入64.8008万元，为帮扶户从事各种脱贫项目的建设。经概算，各支部帮扶的58户贫困户298人，到时年收入总计可达1380500元，人均可达4633元；可有49户贫困户脱贫，脱贫率为84.48%。
必坑村位于连南涡水镇的偏远山区，以林为主兼营农业，是一个瑶族贫困村。“我们过来之后，首先深入了解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该村实际，采取‘一户一策’措施，科学制定了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产业化规模经营为主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扶持措施。”广东省高院扶贫工作队队长林雪明说。
广东省扶贫办林果主任说：“以往的扶贫模式主要是以县为平台来组织实施，扶持的对象没有明确到村到户，因此，在帮扶的方式方法和投入力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贫困村、贫困农民得到的扶贫成果不明显。目前，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将扶贫重心下移到村，把资源配置到村到户，把责任明确到人，实施靶向疗法，定点清除，建立有效的帮扶措施和机制，提高帮扶效率和质量。”
“以前扶贫就是走过场，带点钱去就是了，有什么具体问题，解决掉了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这就是到位了，不搞不行。”王清明说。
而根据广东省最新考核办法，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现在也要与扶贫工作挂钩。王清明坦言，考核给驻村工作组带来很大压力，“问责制出来后对驻村的干部要求更高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非常具体。对于扶贫干部来说，我们必须努力完成2500元考核的标准。比如一家四口人，一年要有1万的收入，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考核就麻烦了。”
王清明认为，问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结合双到出来的。把这个细化之后，确实有很大冲击力。只要坚持下去，肯定能够脱贫。“扶贫为什么搞了20多年还收效不大？是因为以前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东西。”他认为这一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创新，可以向全国推广。
中国首位女性副总理、广东省扶贫协会主席吴桂贤对广东省推行的“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非常赞同”。
吴桂贤说，“双到”工作对干部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干部驻村，与群众近距离接触，能够获得第一手资料。作为干部，光听汇报不行。制定政策的人，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体会当地社情民意，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制定好的政策。毛主席当年就特别重视视察，通过实地调研了解情况。同样，汪洋书记提出的“双到”也是在三次调研连南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以调研为基础的。第二，锻炼干部。吴桂贤说，“毛主席在的时候，年轻人上山下乡，经过锻炼然后再到干部岗位上去。”通过锻炼，干部们了解了基层疾苦，体会到群众的不易，才能更好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吴桂贤同时提醒说，扶贫开发“双到”需要因地制宜地执行。“贯彻政策要因地制宜。一个政策再好，执行的时候也不能一刀切。”她说，东西可以今年送，明年送，但不能年年送，要想真的脱贫，一是要造血，要结合当地环境，开发出适合本地发展的经济项目；二是靠教育，开拓孩子们的视野，为他们走出大山铺平道路。
“目前汪洋同志搞的‘双到’，从我的认识来说，这个路子是对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陈开枝谈到中国扶贫对策时强调，“这一种做法可以让其他省市借鉴，每个省都有扶贫，都有自己的方法，广东是先富的地区帮后富的地区，先富的人帮后富。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
察民情、听民意、纾民困
扶贫开发更需要全民公益
在“双到”扶贫中，扶贫开发不只是政府的事已成为共识。
2010年，12月5日，2010全民公益启动大会暨全民公益（广东）论坛在广州开启。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指出，从根本上说，解决贫困问题，既要靠政府的决心与承诺，更要靠贫困地区的自力更生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邓国胜表示，广东省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和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扶贫成就：贫困人口急剧减少，贫困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仅2009年相比于2007年，就有40%～50%的农户“脱贫”。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广东扶贫也碰到了一系列瓶颈。一是整区连片的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剩余部分呈现出点多面广的特征。二是贫困村落主要分布在偏远山区，自然环境差、资源匮乏。三是广东长期定位为经济强省，国家财政投入的扶贫资金非常有限。“因此，完全依靠政府行政资源，采取传统的整村推进模式，显然难以啃下扶贫这块‘硬骨头’。”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说，个人或公司通过自愿捐款捐力以利他的公益自愿行动，能有效弥补政府能力之不足。全民公益的推进，将是扶贫开发的强调力量，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提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事实上，广东社会公益包括扶贫开发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当前，广东正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将扶贫开发与扶危济困、区域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已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扶贫模式。“广东扶贫济困模式的最大特点与创新之处在于有效调动并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充分发挥社会扶贫的作用。”邓国胜说。其重要标志就是自2010年起，将每年6月30日设为“广东扶贫济困日”。这是我国在全省范围内首个设立的扶贫济困日，也是广东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不同凡响的创新举措。这在倡导全民公益，为企业、公众奉献爱心搭建平台，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慈善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广东的社会公益组织和行为迅速发展。近年来，广东的慈善会、红十字会、基金会、志愿者协会等公益社团、草根组织和在粤省外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广东省个人、企业通过体制内社会组织的捐赠总量高居全国第一，而且登记注册的志愿者总量也居全国前列；另一方面，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广东省一个明显的特点还有个人、企业自发的，在体制之外的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比较普遍，即隐形慈善比较发达。
社会力量为广东广大公益事业包括扶贫开发带来了巨大贡献。例如，尽管经历了2008年汶川地震最大规模的慈善捐赠行为和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广东省慈善捐款依然达到21.65亿元，人均22.7元，而仅2010年“6·30广东省扶贫济困日”，广东各界共筹募善款多达30亿余元……对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全民公益是个好概念，这样做不仅是在物质上对贫困人群进行帮扶，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邓国胜认为，“广东慈善文化开始形成，全民参与公益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广东社会组织也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不足和挑战：社会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均，社会发育不完善，社会组织的能力较弱等，导致“当前的不少社会组织传统济困能力相对较强而造血扶贫能力弱，政社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府定位不清，越位、缺位意识含糊，对社会扶贫造成挤压，慈善市场的规范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扶贫事业发展仍存在障碍等”。
因此，必须在原有扶贫成效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公益组织在社会扶贫中的作用，理顺政社关系，加强体制内公益组织的改革，完善法制环境，不断创新机制，给社会公益组织以更大发展空间，坚持政府搭台社会唱戏的原则，以真正发挥社会公益组织在扶贫中动员和使用社会资源的载体功能和推动作用。
所幸的是，“尽管广东省社会组织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但是广东社会组织扶贫工作一直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为中国社会力量的扶贫济困、公益事业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邓国胜说。
“广东将进一步加强组织引导，创新措施办法，积极探索加快公益事业发展新路子。”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表示，广东已经形成了全社会关心、参与扶贫济困的强大合力和良好风尚，今后，要强化全社会的公益引导。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朱小丹则强调，在扶贫公益事业中，需要政府、企业、公益慈善机构和社会各界继续通力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