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对于广东扶贫济困事业而言，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下称“6·30”活动）已正式走进第11个年头。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列入“1+1+9”工作部署重要内容，强力抓好组织落实，推动全省“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面对新时代，扶贫济困的新内涵新使命是什么？如何进一步增强“6·30”活动的平台效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新阶段赋予“6·30”活动新内涵
《南方》杂志：今年“6·30”活动的主题是“巩固脱贫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在全面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中，新时代赋予“6·30”活动怎样的新内涵？继续办好“6·30”活动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危旭芳：“6·30”活动的内涵精神包括攻坚克难的担当奉献精神、因地制宜的求真务实精神、和衷共富的帮扶互助精神、锲而不舍的坚韧执着精神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扶贫济困工作并没有终结，而是在一个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发展阶段。新时代扶弱助困工作重心将从消灭绝对贫困转向减少相对贫困，从消灭物质贫困转向消灭精神和文化贫困，集中力量实现“益贫式”和“包容性”增长，使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地区收入差距，实现全国性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6·30”活动要在新起点上再出发，进一步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群众优势，久久为功、高位推动，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抓重点、破难点、疏堵点、出亮点，转变帮扶思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努力推动物质生活与精神境界的双向提升、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双重变革、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双维保障，在“促进有效衔接、助力全面振兴”的新征程、新使命中体现新作为。
刘义强：在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意义非凡，彪炳史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为目标，建立健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实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才能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在这种新的历史性要求下，广东以“巩固脱贫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继续开展“6·30”活动，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了把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持续开展扶贫济困活动的战略思考，积极响应中央战略布局，将为广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注入强大动力和旺盛活力。
新征程呼唤新作为。过去11年中，“6·30”活动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形式多样、成效卓著，助力广东精准扶贫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的历史篇章，“6·30”活动要进一步整合、优化和提升全社会扶贫济困的资源募集、供需对接、组织能力、经验推广和品牌建设等工作，以大数据平台建设为赋能工具，进一步实现资源募集稳步增长、供需对接高效精准、组织管理透明开放、经验成果迅速推广复制以及品牌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使之成为广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凝聚全社会力量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为此，在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组织之外，应进一步引入社会组织和智库研究力量，深入分析研判工作目标、配置工作力量、推广优秀经验、培育专门人才，做强做实平台。
陈晓运：“6·30”活动作为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个省级的扶贫济困平台，11年来吸引了超过千家社会组织、近万家企业、上百万志愿者、数千万爱心人士参与，累计募集社会资金超300亿元，对接帮扶4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依靠力量，体现了全面脱贫的中国特色、广东特点和时代特征，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进入“十四五”时期，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方面，推进更高水平的乡村振兴是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关键方面，“6·30”活动传承优良传统、担当时代使命，时机正好、大有可为。
一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把深化“6·30”活动定位于助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局面，推进更高水平的乡村振兴，让投资注入乡村、让消费激发乡村，让短板变成“潜力板”，让城乡融合发展激发更强的内循环动力和活力。二要紧扣推进更高水平的乡村振兴，助力广东城乡融合发展，助推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打造“6·30”活动升级版，特别是要紧密衔接“十四五”规划，制定路线图，强化“6·30”活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建构的促进作用，围绕扩大内需，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客观需要，立足建体系、打品质、创品牌，框定“6·30”活动升级版的总体目标、阶段目标与远景目标，持续激发党政领导力、社会动员力、资源汲取力和群众感召力，在激活农村土地、资本、人才等一系列要素方面下功夫、起作用。
迭代生长，聚集更多力量
《南方》杂志：根据过去11年的经验，“6·30”活动如何更好发挥自身效能？有哪些新的着力点？
危旭芳：11年来，“6·30”活动为广东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开创了社会帮扶新路径，为全国贡献了广东智慧。这是过去11年的实践探索留下的宝贵经验和财富。面向未来，要继续将这些宝贵经验和传统优势发扬光大，守正创新，让“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成为现实。要更加重视激活相对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聚焦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稳脱贫、防返贫，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把产业、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养老、扶幼、金融、消费等相关扶贫政策逐步稳定下来，形成常规举措，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成为广东省委省政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成为推动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平台，为在全国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探索广东经验和广东智慧。
陈晓运：“6·30”活动一方面需要找好“发力点位”，精准打通助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微循环”。要尊重乡村振兴规律，找准发力点，强化“6·30”活动对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的促进作用。重点是立足乡村振兴工作对象由“点”转“面”（从原先的贫困户、贫困村扩展到全体农民、所有村落，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变为解决相对贫困）、工作目标“部分”转“整体”（从“两不愁三保障一相当”扩展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工作导向由“特殊”转“普遍”（从特殊群体的政策倾斜扩展到优质均等的普惠服务）的实际，综合考虑粤东西北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精神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求，因村因地制宜，制定规模适度、帮扶有效、特色突出的举措。
另一方面要提升“能力段位”，持续强化助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效能。要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创新搭建平台、规范管理、专业运行的实践经验。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着力理顺“6·30”活动的组织机制、责任机制和工作机制。要坚持营造社会扶贫全民参与生态圈，借助组织和技术手段持续扩大资金募集范围、优化募捐反馈机制。要坚持打造资源投用的全闭环管理体系，强化以需定用、专款专用、以评促用机制建设。要坚持优化打造项目储备平台，更好链接党政机关、市场企业、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和普通群众，提升自主策划项目、主动推荐项目、主导运营项目的能力。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力
《南方》杂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6·30”活动还有什么样的潜能，助力乡村文化事业发展？
危旭芳：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而文化就是乡村振兴之魂。“6·30”活动在助力乡村文化事业发展方面潜能巨大。要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让文化化作春风甘霖，灌溉乡村振兴希望之田野。这对弘扬中华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6·30”活动可以着力引导社会力量从产业与文化艺术融合的角度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可以通过艺术家的作品进一步丰富文化内涵。关注和挖掘乡村特色，有针对性地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品牌。村有千百种，风情各不同。借助此类文化艺术作品，使人们深入了解各地乡村的特色物产、景色风光和民俗文化，助力当地旅游业发展。发掘、打造一批优秀乡村“网红”人才，让网红成为乡村振兴的代言人、推介官、带货官、形象大使，成为新时代文化志愿者，让网红带红一份美食、一个景区、一条街、一座城。发挥文化艺术的传播作用，打造乡村特色品牌，实现产业与艺术的融合发展，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文旅融合培育文化新产业新功能新业态，使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容和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持久性。
刘义强：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加速推进，向国际国内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华民族的精气神，留住传统文化气脉和血脉，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乡村社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体，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不断回望来路、认识当下、构想未来的重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路标。然而，传统文化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气脉不通、血脉不畅、发展不力十分突出。“6·30”活动作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平台，在乡村文化振兴发展方面，还具有如下的潜能可以发掘：一是发掘乡村传统物质文化资源，传统的建筑、组织形式、仪式活动和节庆活动等，可以通过“6·30”活动平台，传播扩大影响，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力量。二是凝聚致力于传统文化发展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建立乡村基层组织和社会、市场对接的管道，为乡村文化发展插上外力的翅膀。三是组织全社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响应人民群众对“国潮”的追求和乡愁的情结，打造全社会的文化新时尚，为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极活化、现代传承和创新发展构造良好生态。
陈晓运：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与方法导向。准确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客观需要与推进路径。乡村振兴，文化是魂。产业是生产力，文化亦是生产力。文化优势可以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优势，亦可衔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目前，乡村文化振兴的需要主要体现：为城乡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有特色的乡村文化公共产品；培育富有社会主义乡土气息的文明风尚；传承保护、延续各具特色的文化血脉；以文化涵育激发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中，离不开的是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乡村文化力量载体的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传统的挖掘保护、创新发展与示范性传播，乡风文明氛围的打造与培育，乡村文化与产业发展和有限治理的制度性衔接。例如，可建设社会主义新乡贤队伍，再如将乡村文化元素融入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中，赋予农业更多文化内涵；将乡村文化因子融入村规民约制定之中；推动乡村文化借由数字化方式传承与发展等。下一步，“6·30”活动可利用好自身的政策优势、组织优势、平台优势与资源优势，在资源直接供给、搭建合作平台、服务项目引导、品牌传播助力等方面推动乡村文化事业全方位发展。
危旭芳 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陈晓运 广东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刘义强 暨南大学侨乡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